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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焕章:把孔子的理财学推向世界

2018-09-25 20:53:06 本文行家:龙岭

“或者我所便宜的,是我是中国人,靠着这‘中国’两个字罢,那么,与陈焕章在美国做《孔门理财学》而得博士无异了,自己也觉得好笑。”1927年9月25日,在给台静农回信中,鲁迅这样写道。 台静农去信,系刘半农所托。当时刘正与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(楼兰古城的发现者)谈判,协商第二次西北考察事宜。斯文·赫定提出,他是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,可为诺贝尔文学奖推荐候选人,希望刘半农介绍几位中国作家。 刘半农认为鲁

  

  “或者我所便宜的,是我是中国人,靠着这‘中国’两个字罢,那么,与陈焕章在美国做《孔门理财学》而得博士无异了,自己也觉得好笑。”1927年9月25日,在给台静农回信中,鲁迅这样写道。

  台静农去信,系刘半农所托。当时刘正与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(楼兰古城的发现者)谈判,协商第二次西北考察事宜。斯文·赫定提出,他是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,可为诺贝尔文学奖推荐候选人,希望刘半农介绍几位中国作家。

  刘半农认为鲁迅最合格,但二人此前发生了一点误会,便让台静农去问,鲁迅果然拒绝。耐人寻味的是,在回信中,鲁迅用轻蔑的口吻提到陈焕章。

  陈焕章是康有为的弟子,有进士功名,又有外国博士文凭,将东西方教育最高学位均收入囊中,在中国历史上,仅此一人。

  鲁迅挖苦《孔门理财学》,但他没看过这本书,因它用英文写成,陈焕章只将一章译成中文。鲁迅当然也不知道,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曾称赞它是一本“博学而令人愉悦的书”,它对后来美国农业政策产生过巨大影响。

  不仅鲁迅对陈焕章有误会,胡适也曾在日记中说:“孔会(陈焕章是‘孔教会’发起人之一)拜孔子,孔子要上吊”。

  一位享誉世界的学者,却难得同胞理解,这与陈焕章人生的几次选择失误,颇有关系。

  拜在了“康圣人”门下

  1880年,陈焕章生于广东省高要县砚洲乡(今属肇庆市鼎湖区),谱名嘉让,字重远。

  砚洲乡三面环水,传说宋代名臣包拯在此“掷砚成洲”。陈焕章祖父曾中秀才,父陈锦泉曾任候补巡检。

  陈焕章8岁入学,12岁便考中秀才,在同榜中最年轻,得入县学。后在舅父资助下,到了广州,入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。

  陈焕章何时成了康有为的弟子,说法纷纭。据学者周军钩沉,康有为的弟子卢湘父曾说:“乙未以后,学徒尚多,而陈重远(焕章)独专力于孔教,尤为特出。”乙未年是1895年,此时陈焕章仅15岁。

  学者苏云峰发现,在1891年至1898年间,草堂弟子可考者共51人,并无陈焕章,也许因陈太年轻,不受重视。陈焕章后来说:“我要深切地感谢我的老师康有为,从他那里,我获得了孔教的概观。”

  万木草堂不分班级,也不考试,只推举两三名“学长”,带着大家一起读书。授课时,康有为“严重迅厉之语,大棒大喝,打破其顽旧卑劣之根性”,连梁启超都觉得“冷水浇背,当头一棒,一旦尽失其故垒,惘惘然不知所从事”。

  戊戌变法失败后,陈焕章去澳门任《新知报》主笔,并在家乡砚洲创办“倡教会”,全家入会。

  1902年,陈焕章在广州时敏学堂任教习,第二年升任监督。在此期间,陈焕章开始学英语,常去听刘国桢的高级英文课程,因看不懂英文板书,陈焕章几乎每个单词都会再问一次。

  “中国博士”又成美国博士

  1902年,23岁的陈焕章考中举人。第二年,他又在中国最后一次科举中,以三甲第131名(共150名)的成绩成为进士。此时清廷欲废科举,新科进士不再入翰林院,年龄较轻者被送到进士馆,学习现代法政。

  进士馆教师多留学生,功名低,颇受进士学员轻视,致课业开展困难,清政府只好送学员们去留学。1905年底,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,陈焕章跟着戴慈鸿到了美国。

  陈焕章留美,或与康有为暗中运作有关。

  康有为流亡海外后,注意培养干部,提出“中国非变法不能自强,而变法当用天资忠义,聪明俊杰,深通西人各学之人”,重点照顾草堂弟子。康有为弟子徐勤说:“凡办事外人多不可靠,必须同门乃可……盖草堂师弟之谊,数千年所未有。今日之所以能转移一国者,全在此一点精神耳。”

  据学者周军钩沉,1912年康有为写信给梁启超,称:“昔在纽(即纽约)频与仲远(即陈焕章)言之。真所谓尧舜事业若半点浮云,何况富贵?”一个“频”字,道出此时陈焕章在康有为眼中的分量。

  陈焕章先入库克学院习英文,1907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,学习政治经济,并在纽约创办“倡教会”。陈焕章是进士,学校将其学历定为文学士,后改为哲学博士。

  在给梁启超的信中,陈焕章说:“暑假时,复入其夏学,幸能考试及格,来年拟习公法、宪法、计学、哲学四科。”

  1911年,31岁的陈焕章拿到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。

  一本书教美国人建常平仓

  按规定,博士论文必须正式出版,印100本交学校后,才能拿文凭。

  美国出版费贵,后来的中国学生多把论文寄回国内,托商务印书馆等印出100本,再寄到美国。1917年,胡适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答辩,因不愿花钱,未获文凭,10年后才补办成功。

  陈焕章比胡适早6年,当时国内出版业刚起步。幸亏哥伦比亚大学对陈焕章多达60万字的毕业论文极表欣赏,收入“历史、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”丛书,由校方掏钱出版。

  这本名为《孔门理财学》的著作问世后,在西方学术界引起轰动,凯恩斯、熊彼得、塞利格曼、罗斯等学术大师均予以正面评价,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·韦伯在写《儒教与道教》时,将此书列为参考文献。

  在书中,陈焕章首次向西方系统介绍了儒家经济学思想,指出:“孔子的理财体系不是民族主义的,而是世界主义的。”

  虽有牵强处,却体现出陈焕章的非凡见识。书中关于“常平仓”的介绍,尤其引起西方学者兴趣。常平仓是中国古代中央政府主动调节市场的行为,即在粮价低落时大量买入,以防“谷贱伤农”,而在粮价高时适当抛出,以防“谷贵伤民”。

  美国学者华莱士读了陈焕章的书后,赞叹道:“美国和其他西方各国对农业问题可从中国学到的,实在也不少。”

  20多年后,华莱士当上农业部长,力推国会通过了《农业调整法》,美国也建立了常平仓制度。华莱士说:“这个常平仓的名字,我是得自陈焕章所著的《孔门理财学》。”

  归国参与发起孔教会

  《孔门理财学》被认为是“中国人在西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,而且是唯一一本全面诠释传统,并有重大创新的鸿篇巨制”,却未引起国人重视。正在美留学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:“任公(指梁启超)又有一文论孔子教义,其言显剌康南海、陈焕章之流,任公见识进化矣。”

  当时学者多轻视传统,见陈焕章鼓吹儒家,便将他打入另册,况且陈焕章与康有为又走得太近。

  1911年,陈焕章回国,适逢辛亥革命爆发。1912年7月30日,康有为写信给陈焕章,称:“时变之大者,必有夫巨子出,济艰难而救之,今其时也。吾欲立孔教会以振之。”

  1912年11月23日,孔教会在上海成立,陈焕章也是发起人之一。但康有为并不是真的想传教,而是把孔教会当作参与政治的跳板,其主要成员、活动经费均来自保皇党。

  据周军先生钩沉,在给陈焕章的私信中,康有为把话挑明:“今若以传教自任,因议废孔之事,激导人心,应者必易,又不为政党所忌,推行尤易……及遍国会,成则国会议员十九吾党,至是时而兼操政党内阁之势,以之救国,庶几全权,又谁与争乎。”

  然而,不少人和康有为在打同样的小算盘,一时间,各地冒出许多尊孔组织。1913年,康有为让陈焕章到北京去一统江湖。康自己不去,因袁世凯手握大权,当年戊戌变法便毁在此人手中。虽袁世凯几度示好,康有为仍对他有所忌惮。

  屡战屡败却遭污名化

  陈焕章到北京后,发起第一次“国教运动”,向政府请愿,力主将孔教定为国教,引起巨大反响,赢得各地孔教会认可。1913年9月,第一届全国孔教大会在曲阜召开,康有为被公推为会长。

  袁世凯三次电请康有为入京,康不敢去,反而要将孔教会迁到曲阜。多数会员不同意,康有为便以辞职相要挟,终于成功。后因孔教会中人反对袁世凯称帝,袁下令逮捕其中成员,并勒令孔教会改名,第一次“国教运动”遂告失败。

  康有为、梁启超均支持讨袁义军,陈焕章也拒绝与袁世凯合作。没想到,1917年6月,康有为积极参与张勋复辟,失败后被通缉,孔教会陷入困境。

  康有为退出后,孔教会由陈焕章、孔繁朴主持。陈焕章改变大谈政治的风格,转向“救济社会”,提出“孔子之教,男女平等者也”、“结婚之自由,实以中国为最”、“孔子之教,实以一夫一妻为主”、“夫孔子者,渴望共和者也”、“平等自由,乃孔教之神髓”等别致的主张。

  陈焕章认为:“若墨守孔子一时有为而发之言,而不变通尽利,是非孔子之意也。”

  北洋政府对这些观点颇认可,将一块“京师内城最繁盛之地”(在甘石桥大街路东、灵境西口)划给孔教会,“面积约十四亩,价值十余万元”。

  孔教会再度崛起。以此为契机,陈焕章发起第二次“国教运动”,却遭陈独秀等人撰文怒斥,从此名誉扫地。

  他始终是一位爱国者

  南京政府取代北洋政府后,禁止在祭孔中使用跪拜礼,并规定全国学校在孔子诞辰日举行庆祝活动,但必须依据阳历。陈焕章反对阳历,在《孔门理财学》中,他使用的是黄帝纪年,只在括号中标出西历。孔教会屡次提出异议,效果不佳。

  全国各地原有大量孔庙,孔教会欲占据, 1929年,南京政府提出《孔庙财产保管办法》,明确孔庙归政府所有,“不得移作他用”。此后,政府下令修缮曲阜孔庙大成殿,改名孔子纪念堂,政府主持祭仪,孔教会被边缘化。

  1926年,46岁的陈焕章转赴东南亚传教,后在香港建孔教学院,自任院长。1931年,“九一八事变”后,陈焕章写诗痛斥日寇,主张团结抗战。

  1933年10月,陈焕章因中风逝于香港,年仅53岁。

  陈焕章政治上屡遭挫折,为时人所轻,连累《孔门理财学》也被误作“荒诞不经”。其实阅读此书,不难发现其中寄托的深情:“日本政治革新的发动者不是基督徒,而是儒生;甚至仅仅是孔教的一个分支——王(守仁)学——就足以使日本转型为现代日本。为什么整个儒家倒不能使中国现代化?”“中国的未来是光明的。有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,有四万万聪明勤劳、智慧和富有活力的人民……中国将无疑地成为一个强国。”

  陈焕章是爱国者,复兴孔教是他爱国的一种方式,他说:“所谓爱国者,非谓爱其土地人民已也,犹有文化焉。土地人民之爱,爱于有形;文化之爱,爱于无形。惟有无形之爱,故能于有形之爱,结不解之缘。”

  不论方法对不对,陈焕章理应得到后人的尊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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